寬容為本，和而不同
　　——吳承業教授的寬容思想(吳承業教授系華僑大學校長)

　　馬擁軍（華僑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所，福建泉州，華僑大學362021）

　　【摘  要】 「寬容為本，和而不同」是對吳承業寬容思想的最準確概括。它不僅是一種綜合創新的文化理念，而且是一種世界觀，無論對於個人的成長，還是對於社會的發展抑或學術的進步，都有積極的作用。
　　【關鍵詞】 寬容  和諧  文化  世界觀  學術

　　讀碩士研究生期間，首次聆聽到吳承業教授的「學術寬容」思想。以後又在各種場合零零星星地聽吳教授講起他對「寬容」的感悟。當我猛然意識到吳教授的思想實際上有一個內在系統的時候，已經是多年以後的事了。現在把吳教授在相關場合的一些談話內容整理出來，就教於吳教授和各位同仁。
　　一、「寬容為本，和而不同」——綜合創新的文化理念
　　迄今為止，「寬容為本，和而不同」是對吳教授寬容思想的最準確概括。它體現了吳教授在文化和文明方面的「綜合創新」理念。眾所周知，「寬容」思想來自西方，「和而不同」則屬於中國傳統。吳教授對它們進行改造，然後結合為一種新的思想
　　西方的寬容，按照《大英百科全書》的界定，是指「容許別人有行動和判斷的自由，對不同於自己或傳統觀點的見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正如西方傳統中的「自由」有所謂「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一樣，寬容也應當有「積極」和「消極」二義，而《大英百科全書》的界定顯然是一種「消極寬容」。吳承業教授則賦予它以積極的含義，把它改造為「積極寬容」。
　　「消極寬容」主要是一種「容許」、「容忍」不同思想和行動的態度，帶有「不得已」的意味。「積極寬容」則是一種「提倡」、「鼓勵」不同思想和行動的態度。這種積極態度，來自吳教授的一個基本觀點，即認為在一個普遍的世界交往的時代，只有在多元文化的氛圍中，才能創新出一種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新文化。吳教授曾經希望他的學生能驗證他的一個「猜想」：所有偉大文明都發生在文化交匯之處。雖然我們這幫不肖弟子至今沒有人完成這一工作，但根據我的瞭解，迄今為止在人類文明史上尚未出現反例。
　　對於中國古代的和諧思想，吳教授同樣進行了改造。所謂「和實生物，同則不繼」，被吳教授引伸、解釋為「磨合中的次優狀態導致發展中的最優狀態」。由於理論上的「最優」往往只是一種理想，所以他在關於控制論的論著中把理論上的次優、實踐中的最優作為目標。在他看來，多種文化的碰撞在文化融合初期是一種正常現象。碰撞之後則是磨合。這是新文化形成的關鍵期。一種文化和文明有沒有生命力，就看它的磨合能力。中華文化曾經吸收了佛教文化，吳教授相信，它也同樣能夠在經歷與西方文化的磨合期以後，形成一種嶄新的文化。
　　因此，「寬容為本，和而不同」是一種立足於舊文化發展和新文明生成的理念。它體現的不是對現狀無可奈何的放任態度，而是面向未來的積極進取態度。寬容之為「本」，乃是創造之「本」、進取之「本」。
　　顯然，作為文化理念，「寬容為本，和而不同」內蘊著一種「發展」取向。
　　二、寬容是一種世界觀
　　如果說作為一種綜合創新理念，「寬容」思想主要是一種文化觀的話，那麼，說「寬容是一種世界觀」，則涉及個人的存在方式。
　　當我初次聽到吳教授談「寬容是一種世界觀」的時候，感到十分驚奇。說「寬容是方法論」還可以理解，怎麼能說「寬容是世界觀」呢？要知道，哲學上的「世界觀」可是有特定含義的呵。但一向自謙為「哲學門外漢」的吳教授這回卻格外堅定：寬容不僅是世界觀，而且是一種十分重要的世界觀。世界本來就是多樣化的，這個世界中的個人必須寬容地看待一切；個人的寬容程度是一個人走向成熟的標誌，正如一種文化的寬容程度是這個民族歷史發展的標誌一樣；人是根據自己的認識行動的，每個人都生存於特定的環境中，在主客觀條件方面都有局限性，因此必須向其他人學習。
　　在與吳教授多次交流之後，我終於認識到，從存在論、認識論和歷史觀方面來看，寬容確實可以說是一種世界觀。
　　首先，在存在論方面，當前學術界正紅火的「生存論」，其實就是一種個人存在論。如果把「寬容」作為世界交往時代的一種生存方式，那麼個人的存在就賦有了新的特徵。馬克思所謂「現實的個人」，由此被進一步規定為「處於普遍聯繫中的個人」。這一普遍聯繫當然包括人與自然的關係，但首要的是人與人的社會關係。提倡寬容，就把個人的存在狀態定位於「主體間性」。這顯然是一種極具前瞻性的本體論觀點，它把個人的聯合存在和超越性存在置於存在論視野之內。
　　其次，就認識論來說，傳統認識論立足於主體和客體的關係，當代認識論立足於「主體間性」，寬容世界觀則立足於現實的個人，把每個人的認識都看作有限性的認識，把人類認識看作在寬容基礎上形成的認識集合。其中尤為重要的是「現實真理」的概念。如果說理論上的「最優狀態」只是一種「理想真理」，那麼，對於在信息有限的情況下生存的個人來說，實踐中的「最優狀態」可能只是理論上的「次優狀態」，而這也就是人所能得到的最大限度的真理，即「現實真理」。「現實真理」概念反映的是人類認識的時代性、具體性。
　　再次，就歷史觀來說，寬容程度是衡量歷史發展的尺度。越是落後的社會越不寬容，越是先進的社會越寬容。寬容與不寬容，是與特定的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聯繫在一起的。小農經濟社會與市場經濟社會相比，通常更不寬容，因為小農經濟自給自足，依靠的是傳統智慧，而市場經濟以交換為目的，依靠的是分工協作。
　　社會的進步，甚至允許對寬容原則本身進行探討。特別是在市場經濟把物化原則貫徹到底，在整個社會形成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的時候，寬容原則有可能異化為物化社會包容對立面的手段，從而使社會失去批判性。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甚至把社會主義因素包容於自身之內，從而使產業無產階級失去對現存制度的批判性，就是一個例子。在這種情況下，強調寬容的「發展」維度就顯得特別重要。為了創造和進取，即使沒有對立面，也要造一個對立面出來。

　　三、寬容與和諧社會
　　針對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歷史教訓，吳教授比較早地提出了建設和諧社會的思想。在國際共運史上，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兩個無產階級政黨的分歧曾經釀成慘痛的悲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階級鬥爭甚至蔓延到黨內，同一政黨內部不同的政策見解被當作在無產階級司令部與資產階級司令部領導下「兩條路線」的對立。為了造出「一張白紙」，「階級隊伍」被不斷「純潔」化，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終於形成了一片文化荒漠。吳教授曾經多次引用李瑞環同志的話，提倡「不折騰」、「專心搞建設」。
　　階級鬥爭理論曾經被毛澤東同志當作《共產黨宣言》的基本思想。他甚至把是否承認「階級鬥爭」看作劃分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的標準。其實，脫離特定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階級鬥爭」理論是資產階級觀點而不是馬克思主義觀點。馬克思在給約·魏德邁的信中曾經明確指出，在他之前，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已經在用階級鬥爭的眼光觀察歷史，而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經考察了資本主義社會三大階級的經濟狀況。他的新貢獻則是指出了階級鬥爭的條件和範圍，以及消滅階級鬥爭和階級差別的道路。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的序言中更是明確地指出：階級鬥爭是由人類生活的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所決定的，「這個階級鬥爭包括有一系列發展階段，現在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即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一勞永逸地擺脫一切剝削、壓迫以及階級差別和階級鬥爭，就不能使自己從進行剝削和統治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的奴役下解放出來」。
　　按照恩格斯的見解，《共產黨宣言》的基本觀點是唯物主義的歷史觀點，而不是階級鬥爭觀點。階級鬥爭只是無產階級達到自己目的的一種手段。這種手段與寬容原則不僅不矛盾，反而是相輔相成的。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了如何使無產階級「形成為」階級，如何在奪取政權後「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馬克思把《宣言》的目標定為無產階級的國際團結。為此，不僅共產黨人要與一切無產階級政黨聯合起來，而且對待各種不同的反對黨派，也要分別不同情況，根據歷史原則採取相應的聯合措施，形成盡可能廣泛的統一戰線。
　　當然，寬容思想並不局限於馬克思主義的資源。吳承業教授曾經在各種場合反復強調要虛心向一切異質文化學習。但對處於轉型期的中國來說，正是相對於過去對「階級鬥爭」的過分強調，寬容原則具有特殊的意義。在20世紀末，吳教授就曾指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取代「以階級鬥爭為綱」，確實是中國社會的巨大進步；但「經濟建設」和「階級鬥爭」是不對稱的，應當把「社會的全面進步」作為發展目標，為此就需要提倡寬容原則。在中央提出建設和諧社會之後，吳教授又向自己的學生提出要求：把寬容思想的研究與建設和諧社會統一起來。
　　「積極寬容」與「消極寬容」的主要區別是前者立足於「發展」。吳教授認為，差異、碰撞、磨合、發展形成一個階段，然後形成新的差異，並在新的差異基礎上重新開始新的碰撞和磨合過程，這是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因此，對於「和諧社會」，不能把它當作一個靜態的目標，而要看作一個動態的過程。永遠不存在沒有矛盾的社會。即使在階級鬥爭和階級差別消滅以後，還是會有新的差異產生。沒有差異的社會是僵死的社會。
　　不僅整個社會是這樣，社會的各個領域也是這樣。生活可以分為物質生活、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根據馬克思的觀點，「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如果說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候，在物質生活中必須包容不同的文明成分的話，那麼，在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時期，我們也要善於向異質文明學習。同樣，在社會建設、文化建設中，也要有意識地引導「差異」的發展。要反對搞千篇一律的「大一統」。
　　除了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四大「文明」領域外，吳教授還要求從生活各個層次的亞層面對寬容原則進行研究。他特別提倡在分學科對寬容原則進行研究的基礎上，從事跨學科的綜合研究，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使寬容原則成為各個領域、各個層面的共識。

　　四、寬容與學術自由
　　擔任華僑大學校長以後，吳承業教授把寬容思想具體化為他的辦學理念。在這一意義上，「寬容為本，和而不同」可以視為對蔡元培先生「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的發展。
　　蔡元培先生當年兼容胡適、陳獨秀、李大釗、錢玄同、魯迅和黃侃、劉師培的雅量，並包新與舊、左與右、國學與西學、共和派和保皇派的器局，不僅造成了北大的思想繁榮，而且為中國學術界開了新風氣。「問題與主義」之爭、「科學與玄學」之爭，都可以看作是蔡先生「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精神結出的果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毛澤東同志也曾經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反右以後，「百家」被歸結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家，贊同毛澤東同志觀點的是「無產階級」，其餘都是「資產階級」。這種觀點對學術的摧殘，比反右本身還要嚴重。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學術的自由程度不斷提高。在經濟方面，鄧小平提出「允許看，但要大膽地試，大膽地闖」。今天在學術方面是不是也可以這樣呢？
　　吳承業教授認為，在一個分工高度發達的時代，學術本身被納入社會生產體系，它一方面具備物質生產的某些特點，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特殊性。物質生產的特點表現在：學術同樣需要自由競爭，它所提供的精神產品同樣需要由消費者予以鑒別。精神生產的特殊性表現在：它必須超越貨幣拜物教的統治，面向人的整個存在。如果說前者要求自由，那麼後者則要求批判。
　　無論是學術自由，還是對現狀的批判，都要求「寬容為本，和而不同」。在學術自由方面，「積極寬容」的意義自不待言。為什麼對現狀的批判也要提倡「寬容為本，和而不同」呢？在吳教授看來，這是由於批判者各有視角，可以相互補充而不能相互代替。
　　在社會轉型期，這一點具有特別的意義。按照「寬容是一種世界觀」的觀點，任何人都不能超越自己的時代局限性。在一個變動的時代，學術也處於變動之中。中國作為後發國家，各種思想、觀點都可以找到它的社會基礎，這決定了種種不同的學術觀點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轉型期終有結束的一天，中國終將邁入正常發展的軌道。那時各種過渡現象都將結束其暫時性，進入常態發展階段。因此，應當有足夠的耐心，允許學術自發地向前發展，而不是加以人為地幹預。
　　吳教授認為，高校在形成「寬容為本，和而不同」的氛圍方面，賦有比其他部門更大的使命。要把中國建成和諧社會，高校首當其衝，應當率先建成「和諧校園」。如果把社會比做一架機器，那麼，在知識經濟時代，高校就是動力機，它要向作為工具機的各個生產部門不斷提供源源不絕的動力。為此，擔任華僑大學校長以後，吳承業教授提出，要把華僑大學辦成全中國「最寬容、最自由的大學」。